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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: 澳门彩业的起源 [打印本页]

作者: 策喵喵 时间: 2016-1-3 14:08
标题: 澳门彩业的起源
澳门天生是个赌城，因为它占尽了Dubo业的“天时地利”与“人和”

      古今中外，绝大多数朝代和国家都实行禁赌政策。自19世纪开始，澳门就在特殊的环境下开放Dubo，菠菜业逐步成为了澳门的支柱产业。直到今天，澳门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菠菜合法化的城市之一，也是天朝唯一允许菠菜合法化的地区。晚明时期，澳门因为天主教的发展被称之为“远东的梵蒂冈”。晚清之后，澳门因菠菜业的繁荣被称之为“东方的蒙特卡罗”。如今澳门已经超越了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第一大赌城。

      在大多数地方，Dubo仅仅是社会问题之一，但是澳门作为天朝的赌城，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今天，Dubo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，而是经济、文化、ZZ甚至是澳门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中心问题。

　人和

      对于Dubo，天朝人无宗教的罪戒感。明末的顾炎武曾经说当时的进士，以不善Dubo为耻。清前中期，ZF严禁Dubo，Dubo之风稍敛。嘉道之后，财政紧张要依靠菠菜业的收入来贴补，Dubo之风日炽，其中尤以广东省为最。据道光时期游历广东的湖南学者周寿昌记录，当时的广东省内“自旦及昏，人自士庶男女老幼”没有不Dubo的。
      光绪年间到过澳门的葡萄牙贵族阿尔诺索伯爵在回忆录中说；“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天朝人那样嗜好Dubo。”世界上没有天性嗜赌的人种，Dubo并非广东所独有的社会现象，但晚清时期的广东，赌风之炽确为全国之冠。这可能是因为广东是天朝近代工商业和对外经济最早兴起的省份，早期的商业与投机是分不开的。Dubo实际上就是一种投机与娱乐相结合的商业，其中折射着人性的弱点。
      澳门本属香山县，居澳门的天策大部分是广东人，生活习惯与广东相同，在Dubo行为方面，澳门基本上沿袭了广东居民的爱好与习惯。广东的Dubo之风古已有之，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屈大均曾在《广东新语》中多处述及广东的Dubo风气。如：“广人喜斗蟋蟀”，“广人有放鸽之会”等。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编辑的《葡汉辞典》中收录了众多与Dubo有关的词汇。澳门绝大多数Dubo种类源自广东。流行于广东等地民间的Dubo方式和赌具，既有动物赌也有器具赌，可谓花样百出。
      番摊是古代摊钱的别称，古代的赌法是随身取一把数十枚钱币，纳于器中，让人猜注。然后掀开盖子，倒出钱币，以四枚为一组，然后统一计余数，余一则一胜，余二则二胜，余三则三胜，余四则四胜，以押得余数者为赢。南北朝时这种Dubo方式已经流行。清以后摊钱被称为“番摊”据说是因为该赌流行于广东番禺而得名。在澳门清代的菠菜项目中，番摊所占的比例极其重要，以1887～1888年的澳门地区财政收入为例，中式菠菜的税收超过61％，番摊的税收最多，在这一年，澳葡ZF的鸦片收入还不及菠菜业的四分之一。当时澳门的番摊馆多达200多家。
      闱姓是与科举考试有关的彩票赌种，于道光末年由广东人创制，一直流行了几十年。到了光绪末年朝廷取消科举考试，闱姓才被白鸽票(也称小闱姓)所取代。闱姓是清朝最早合法承认的菠菜业，也是澳门DC最主要的生意之一。
   　闱姓Dubo是以参加乡试、会试的士子姓氏为猜赌物件，买中榜上有名的姓则赢，否则为输。闱姓Dubo利用科考作护符，表面蒙上神圣的外衣，使人产生错觉，认为闱姓比其他Dubo高雅，从而吸引不少中上层人士投买。因为以金榜为依据，给人以财金分配公平合理，不像其他Dubo那样易于作弊的观感。内地严禁闱姓Dubo之后，澳门成为聚赌之地。
      澳门开埠之初，葡人多于天策，17世纪之后，天策逐渐超过葡人。太平天国运动之后，流入澳门的天策大幅增加，成为一个完全以天策为主体的城市。亚马留总督主宰澳门时，将Dubo合法化，从此澳门菠菜业一发而不可收拾。如果说开始只是权宜之计，而从此以后，以赌为业就成为了历届葡萄牙ZF的既定之策，赌业日盛一日，赌饷年高一年。

天时与地利

      葡萄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，法律是禁止Dubo的，但是澳门作为一个“海外省”，当地总督在实施法律的时候常常放弃普遍原则，转而采用现实的解决方法。里斯本给予澳门总督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。
      自从明代嘉庆年间葡萄牙人居澳门以后，澳门民间虽然存在着各色Dubo，但只是私下行为，没有公开化。这也是因为当时清帝国通过香山县地方ZF控制着澳门的司法权，葡人只能进行有限度的自治。当时规定如果案件涉及到天朝人，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要由在澳的天朝官员审理。在禁赌政策上明清ZF一直非常坚决，掌控着司法权的天朝法律禁止Dubo，葡萄牙人也不敢将Dubo合法化。这一局面维持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
      在澳门历史档案馆里有一份《澳门帝汶省ZF公报》其中特别说明“闱姓”菠菜是1847年1月应天策要求，由总督批准设立的。所有的番摊赌馆则是根据1846年2月的总督训令，在1849年4月正式发给牌照的。1846年澳门总督彼亚度发出了准许开设番摊赌馆的总督训令。亚马留在1847年接任总督之后，把番摊、闱姓、白鸽票等合法化。以1847年计，澳门菠菜业的合法化比香港早20年。
      亚马留总督曾经在非洲的殖民地打过仗，他也把澳门当作葡萄牙的又一块殖民地来经营。他强行拆毁清朝驻澳门的海关，驱逐海关官员。不但拒绝向清ZF交租，还向天策店铺收税。亚马留彻底切断了澳门与清帝国的联系，葡萄牙总督控制了澳门的领土、行政以及税收。
      1849年3月，亚马留命令对所有在街上设点Dubo和参与Dubo的天朝人施以罚款，但是他并非真要禁赌。4月，所有的番摊赌馆获得澳葡ZF正式发给的营业牌照。从此以后，菠菜税就堂而皇之地纳入了澳门ZF的公共财政预算中。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。不过，开放赌禁的政策并非什么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，这只不过是亚马留使澳门脱离清帝国管治的一个象征。同时也是增加税收的尝试。他本人根本没有预见到澳门将成为世界的赌城。他的最终归宿是死在这片土地上，成为了望厦村村民的刀下之鬼。
      清人蒲松龄在《赌符》一文中说：“败德丧行，倾产亡身，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！”除非别无选择，否则任何一个ZF都不会贸然开放赌禁。澳葡ZF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，澳门的国际贸易港地位被香港取代，而在苦力贸易勃兴之后而偶然发现这一新税源的。
   鸦片战争之后，英国占领了香港，并宣布其为免税自由港。清ZF被迫签订的《南京条约》增设了福州、宁波、上海等多个通商口岸，澳门不再是最重要的外贸港口，地位一落千丈。澳葡当局赖以维持的关税收入急剧减少。葡萄牙学者指出：当澳门的门口崛起一个英国殖民地时，历史又重演了，就像孟买毁了果阿一样，香港现在又毁了澳门。葡萄牙国内笼罩着悲观的气氛，有些政客甚至建议把澳门卖给英国人或者法国人，以免成为葡萄牙的负担。
  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，大批内地难民涌入澳门，避难的天策中，有不少是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富人。财富的增加势必刺激菠菜业的发展。接踵而至的“猪仔贸易”——苦力贸易让澳门刚刚兴起的菠菜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机会。贩卖人口的“猪仔贸易”盛行的年代，澳门周边的华南地区赌风极盛。为了让苦力们卖身，人贩子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赌档，谋取双重利润。骤然间得到一笔卖身钱的苦力，希望通过赌一把赎身，衣锦还乡。实际上，大部分人无法扭转命运，输光了卖身钱之后，被送上“猪仔船”远渡重洋做苦工。到了1874年澳门的苦力贸易受到香港的强大冲击，受到有力遏制。赖此为计的澳门Dubo业也因此失去了最主要的客源。但是澳门这艘赌船已经扬帆出海，没有回头路。
   在澳门菠菜业走向合法化的过程中，广东籍为主的华商起了主导作用，澳葡ZF处于被动地位。而在内地历次ZZ变乱和战争中，澳门总是能置身事外，被华文报纸称为“安乐窝”。清朝中央ZF以及广东地方ZF在禁赌政策和开赌承饷方面举棋不定，经常是换一任总督就变动一次，而澳葡ZF的政策较为稳定，很少朝令夕改。赌商们初期也不看好澳门，只是在内地禁赌期间把澳门作为临时的赌业大本营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澳门适合菠菜业发展的政策与社会稳定的优势就逐步显示出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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