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家看Dubo
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，从根本上来讲儒家即是讲的发挥“人性”，而人性就是孔子所说的“仁”。孔子集天朝古代文化思想的大成。天朝远古民族理想载在经典者原极深厚，惟皆仅具大纲，至孔子始归纳之使为有系统的理论。孔子说：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此一贯之道卽是仁。仁乃做人的道理。朱子解释仁为“心之德，爱之理”，卽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。作人的道理很多，只有“仁”是诸德统一的原理，而具有最高的价值。仁的另一解释是人与人间的同情心，此同情心也叫博爱。孔子思想的最后目的，在于仁的实现，举凡一切修齐治平之道，均从培养人间类的同情博爱入手。推究其极，则宇宙内事，皆性分内事，此诚可谓本末兼赅、有体有用的学术思想。孔子思想是人本思想。他对于现实人生方面有独到的见解。他的学说不但可以代表全部儒家的思想，也可以代表天朝的民族性。天朝儒家哲学之所谓“仁民爱物”，所谓“民胞物与”，就是这种“仁”的哲学精义之所在。明乎此，可知“仁”与“爱”的德行是完全一致的，“仁爱”二字在用语上也常常相连的，所以讲到仁就有了爱，仁爱是天朝哲学的中心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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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文化对博弈之道的认同植根于博戏的游戏层面，并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点，使其成为嫁接于儒家文化之树上的常青枝叶。孔子说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。不有博弈者乎？为之犹贤乎已。” 孔子将博弈还原为只是茶余饭后消闲的游戏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附加的功能。这当然与当时博弈之道还更多地保持着游戏的原始意义有关。
但儒家是反对以财物作输赢的Dubo的。首先，Dubo的出发点是爱财，而非爱人。赌者为了赢钱，可以轻情轻义，不以家人为重，用辛苦挣来的金钱，狠心一博。基于“愿赌服输”的信条，赢家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输家的钱据为己有，哪怕这些钱是输家侍奉父母、养妻活儿之所需。是故，任何Dubo，实际上都以家庭幸福作赌注，“孝悌”的原则便因此而动摇，《孟子·离娄下》把“博弈好饮酒，不顾父母之养”，视为“世俗所谓有不孝者”的一种。直指“好博弈”为不孝，指斥Dubo违背了儒学伦常。从而导致“仁”的精神产生根本的危机。家庭一旦因Dubo而破裂，家庭成员之间即无法“以礼相待”，不但陷于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夫不夫，妻不妻的局面，还会导致家破人亡的人伦悲剧。
儒家的“仁”，乃由家庭之爱出发，而达致“泛爱众”的境界（《学而》），从而，除了家庭成员的相处原则（“孝悌”）之外，也给普遍的人际关系，设定了一个相处的原则——“信”（《学而》、《为政》）。若无一种“牙齿当金使”的诚信，人与人之间莫说爱，连最起码的正常关系都难以维持。Dubo的后果，正要通过诚信的破产，实现这种关系的非正常化：一个赌者，可以编造任何子虚乌有的理由向他人举债，其信誓旦旦许下的还钱诺言，也可以因输钱而打折兑现，甚至干脆不还；如果发展到盗窃这一步，其与任何人之间的诚信，就可能彻底斩断。
孔子之师钻子说：“Dubo猛于虎也。” 《孔子家语·五仪解》谓：“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‘吾闻君子不博，有之乎？’孔子曰：‘有之。’公曰：‘何为？’……子曰：‘为其兼行恶道也。’”三国时韦曜的讨檄Dubo的名篇《博弈论》，全面而系统地论证博弈与儒家文化的对立，“好玩博弈……忘寝与食，穷日继明，继以脂烛……专精锐意，心劳体倦”，不合儒家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的中庸之道；因博弈“多不务经术……废事弃业……人事旷而不修，宾旅阙而不接”，与儒家“业精于勤”，勤谨敬业及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等锐意进取的精神志趣背道而驰；“至或赌及衣物，徒棋易行，廉耻之意驰，而忿戾之色发”，更是同儒家“重义贱利”的价值准则存在尖锐的对立。“技非六艺，用非经国……以变诈为务，则非忠信之事，以劫杀为名，则非仁者之意也”。
儒家重义轻利，有言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（《里仁》）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（《卫灵公》）。然而又指出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”（《里仁》）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（《述而》）可见，儒家并非将“利”一笔抹杀，而是主张“利”应以“义”为条件。另一方面，与富贵相比，儒家又的确更为推崇一种知足常乐的简朴生活，孔子就曾盛赞“一箪食，一瓢飮，在陋巷”而“不改其乐”的颜回（《雍也》，并参《述而》）。这即可引申出，即使求利有道，也不应求之过甚，否则，利可能喧宾夺主，导致“因财失义”。很难想象，一个赌者会知足常乐，不想发财，更不想发大财；也很难想象，一个赌者赢了另一个赌者的身家性命血汗钱，在这中间，会跟“义”有甚么关系。由此，儒家对Dubo的立场，思过半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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